《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甲午战争与自强运动的失败

十一月 15, 2025

上一篇读书笔记（《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蒋廷黻））从整体介绍了蒋廷黻这本书。这一篇聚焦其中一个核心论点：甲午战争暴露了"中体西用"路径的致命缺陷。

洋务运动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9 世纪 60 年代起，清政府内部一批开明官员发起了洋务运动，试图通过引进西方技术来拯救清王朝。代表人物有奕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

他们的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保留中国传统的制度和文化，只学习西方的技术。

具体举措：

建立现代工厂（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
购买西方军舰（组建北洋舰队）
派遣留学生（留美幼童、留欧船政学生）
建立现代学堂（同文馆、广方言馆）

到 1888 年北洋舰队成军时，看上去已经"亚洲第一"。

日本的同步崛起

几乎在同一时期，日本也在搞现代化——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的对比：

维度	洋务运动	明治维新
主体	政府官员主导	全社会动员
范围	仅技术	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全面
制度	不动	废藩置县、宪法、议会
文化	保留儒学	“文明开化”，全面西化
国防	重点建军	全民皆兵、教育优先

日本在 1868 年开始明治维新，到 1895 年甲午战争时已经 27 年。27 年里，日本建立了：

现代化教育体系（义务教育普及）
现代化军队（师法普鲁士）
现代化工业（铁路、钢铁、造船）
现代化财政（统一的税收和国债体系）

甲午之战的真相

1894 年甲午战争爆发。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签《马关条约》。

但蒋廷黻指出，比战争失败更严重的是失败的方式：

1. 战略混乱

开战前，清政府内部主战主和派争执不下。李鸿章想保存实力，避战求和；光绪帝和翁同龢主战，希望一战定胜负。结果是：战略摇摆，执行混乱。

2. 战术陈旧

北洋舰队仍然采用传统海战战术，没有适应现代海战。日本海军采用了最新的战术思想——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3. 内部腐败

军费被挪用、炮弹装沙子、训练走过场——这些问题在战时集中爆发。

4. 情报缺失

清政府完全不了解日本的情况，没有情报体系。

失败的根本原因：制度而非技术

蒋廷黻最深刻的判断是：甲午之败不是技术失败，而是制度失败。

北洋舰队的硬件（舰船、武器）并不比日本差。但软件（训练、指挥、情报、后勤）全面落后。软件的差距，本质是制度的差距。

日本的制度优势：

统一的国防体制：明治政府能调动全国资源
现代化的教育：军官系统学习现代军事理论
工业化基础：能持续生产武器弹药
全民动员：国民对战争有共识和支持

清朝的制度劣势：

派系林立：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各成体系
军政不分：军队是个人私产，不是国家工具
腐败低效：钱被层层截留，效率极低
保守封闭：决策层对国际形势缺乏了解

制度现代化的两种路径

蒋廷黻在分析甲午之败时，提出了"现代化路径选择"的问题：

路径 A：技术现代化

只引进技术，不触动制度。代表是洋务运动。

优势：阻力小、不触动既得利益劣势：制度陈旧，技术成果无法持续发挥

路径 B：制度现代化

触动制度，建立现代政治经济体系。代表是日本明治维新。

优势：制度与技术同步，能形成正循环劣势：触动既得利益，阻力极大

蒋廷黻指出：技术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制度现代化的基础上，否则注定失败。

一个跨时代的隐喻

蒋廷黻的洞见不只是历史命题，它对今天也有启示。

很多企业、很多组织都面临类似选择：

是只引入新技术（买新工具、新系统）
还是同步改造流程、调整组织结构、文化？

如果只引入新技术，组织结构、激励机制、流程都不变，新技术最终会"用不起来"或"用歪"。

技术现代化的前提是制度现代化——这个命题在企业管理、城市治理、教育改革等所有领域都成立。

给我最大的启发

读蒋廷黻对甲午之战的分析，我开始反思几个问题：

技术问题 vs 制度问题：遇到瓶颈时，问自己"这是技术问题还是制度问题？"
既得利益 vs 长远利益：触动既得利益的改革很难，但不动会更糟
表面 vs 底层：很多表面问题是底层问题的症状
全面 vs 局部：真正的现代化不能只动局部，必须系统化

一个让我警醒的对比

甲午战争前，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号"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军舰之一。它的装甲厚度、火炮口径都超过日本旗舰"松岛号"。

但战争结果证明：一艘军舰的胜负不取决于硬件，而取决于背后的体系。

硬件可以买，体系必须自己建。

一个让人唏嘘的尾声

蒋廷黻在书里提到一个细节：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去日本谈判。签《马关条约》时，李鸿章已经 73 岁。

谈判期间，李鸿章被日本刺客打了一枪（面部中弹）。李鸿章拒绝休息，坚持带伤谈判。他说：“此血可以报国矣。”

这个细节让人唏嘘。一个 73 岁的老人，试图在条约里为中国争得更多利益。但他只能争细节——争不到根本。

因为根本问题不是李鸿章一个人能解决的——是整个清王朝的制度问题。

补充：微信读书里我划过的句子

蒋廷黻在分析湘军—淮军—北洋军的传承时，有一句让我划线的话：

湘军的精神以后传给李鸿章所部的淮军，而淮军以后又传给袁世凯的北洋军。

这句话看似是军制沿革的描述，实则点出了一个深刻的洞见——中国近代的军事力量是私人化的、派系化的。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到袁世凯，军队不是国家工具，而是个人私产。

这恰恰是洋务运动失败的制度根因。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没有现代化的军队制度，必然失败。

另一段让我划线的，是关于曾国藩的：

他未尝不知道此中实情，所以他平定太平天国以后，他的态度反趋于消极了。

蒋廷黻的观察非常细腻——曾国藩不是不知道问题，而是看清问题后选择了"消极"。这反映了晚清士大夫的困境：他们有视野、有能力、有操守，但被制度束缚，最终只能"消极抵抗"。

最让我震撼的是关于咸丰年间中外谈判的描述：

这些要求除最后一项外，并没有什么严重的性质。但是咸丰年间的中国人反而觉得税收一项倒可通融，至于北京驻使、长江与华北通商及官吏与外国人往来各项简直有关国家的生死存亡，是绝对不可妥协的。

蒋廷黻点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事实：清政府把"无关紧要的事"看得比"重要的事"更重。税收可以谈（实际无关大局），但通商和外交是不可触碰的"底线"。

这种把面子当底线的思维模式，是清政府最大的悲剧。 它不是不知道什么重要，而是判断什么是重要的标准完全错了。